中国古代兵器纵谈Z

类别:历史军事 作者:老螃蟹 书名:岁月无痕
    序言

    悠悠五千年华夏,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,岂料到了如今,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、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,真乃奇耻大辱也!本文撰写的目的,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,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,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!

    说起来容易,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。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,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、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、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,以如此凌乱的咨料,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。为此,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,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,经过分析、归纳、到撰写成文,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,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。

    欣慰的是,功夫不负有心人,纵谈终于是完成了。虽然还有诸如火器、杂兵器、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,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,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、最有参考价值、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。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!呵呵,这可不是自卖自夸,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,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,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。

    好了,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。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,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,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,对欧洲中世纪、尤其是小本的所谓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,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。

    第一章 刀与剑

    深思的是,历史会如此迂回。剑并非中原发明,刀才是正宗原产,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,刀却一度被废弃了,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。

    商代铜刀长度很短,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,充其量算把西瓜刀。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,灵活反而比不上短剑,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。

    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 8、900年的西汉了。西汉是铁的时代,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。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,催生出长达 1米的环首刀。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,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,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,使他们化为扑袭的猎鹰。

    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,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 300年时光直达隋唐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,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,一种是直窄样式,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。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,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,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,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,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。

    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,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,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,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。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,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。尽管环首刀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,但‘唐样大刀‘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本太刀,并于明代重返故里。

    大动乱的年代到来了,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,充斥着嗜杀成的暴君,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。攘平动乱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,也是刀发扬的时代,短刀改变了,长刀东山再起。

    直窄刀有联为一体的刀脊,令同样宽度的刀能承受更大应力,从而斩甲断骨,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。弧曲刀恰好相反,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。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,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,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。

    太刀说来就来了,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异常迅猛,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。师夷长技不敢当,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,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。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式,从 1米长的单手刀,到 2米长的双手刀,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。

    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**和人心叛离,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。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,无论精致的武官刀,还是宽大的士兵刀,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。

    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战争,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,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,总之刀衰落了。

    剑有三个要素,一是长度,二是灵活,三是结构强度。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,灵活利于攻守应变,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。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,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秋战国之交,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。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剖面,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,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强度,使剑更为修长。于是战国便有了 6、70厘米长的铜剑,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,这项纪录更突破了 1.1米。

    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,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,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。

    随着剑的不断延长,问题出现了,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,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,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,而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。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,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,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。至于击刺功能,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。

    剑曾将刀置于末路,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,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。剑失去了实用功能,越来越归于装饰,向着高雅轻巧过渡,进入隋唐以后,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。不过当装饰发展到一定阶段,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,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,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。

    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、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,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?

    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,长刀也再度登场了。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,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,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。

    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、体窄些外,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,但再次复兴的长刀,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,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。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,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爆发,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 1.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。

    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,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,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,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。陌刀堪称刀之极长,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, 2米以上 3米以下是正常,而陌刀已达 3米。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,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,大刀纷落敌阵,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,所向无前。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,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,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。

    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,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,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。宋代为长刀创立了‘刀八色‘,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、眉尖刀、凤嘴刀、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,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,竟很难再有新样式。

    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,随着清帝国的崩溃,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,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。

    第二章 戈与矛

    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。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,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,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,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,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,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,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。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。

    秋战国之交,战争规模益升级,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。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,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马杀人的好手,战术谋略极大丰富,战车的末也就来到了。但老派‘骑士‘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,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、更厚更多的盾甲、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,戈也发生了变化,头部变成弧形,内刃加长像镰刀,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,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。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,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。

    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,比如头部易脱落、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。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,看起来简陋,但是便于重新捆紧。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,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,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,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。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,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,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。

    矛的地位不逊于戈,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 1 - 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,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,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。戟的出现始于商代,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,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,因此没能得到重视。到了秦汉,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,戟就突然成了宠儿。

    但戟也存在缺点。比如容易被搅缠,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,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。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,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,钩固然有用,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-头部易脱落。因此到了东汉,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,说白了就是像叉了,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,转而全力发展矛。

    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,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,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,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。

    矛又叫槊,又分为马槊和步槊,兴起于汉末,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、一手持短刀作战的。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,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,而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。

    步槊的使用较简单,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,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,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,掩护短刀手作战。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高力大,武艺是否高强,并非考察的关键。马槊的使用较复杂,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,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,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。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,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,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,加之槊长达 4米的惯,毫无疑问,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。

    唐代以后矛多称枪,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,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,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,使其更灵活,同时制作更精良。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,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,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,看起来实在很体贴。

    进入明代,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,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,清代骑起家,对冷兵器有独钟,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,甚至出现了近 5米长的钉枪,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忌的极限,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。

    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战争,红缨枪的广为人知,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。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,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,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,随着玩具枪的出现,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。

    第三章 弓与弩

    论及弓弩就不能不提箭,弓弩是力量的来源,箭则是力量的载体,载体的能对力量的发挥有相当影响。

    设计成熟的箭,通常分为箭头、箭杆和箭羽三部分,箭头是战斗部,箭杆是平衡部,箭羽则是调节部。

    轻而韧的竹、木始终是箭杆的首选材料。而使飞行和下落遵循正确角度,从而飞得更远,攻击更加有效的箭羽,则以雕翎为上品,雁鹅羽为最差,并在东周时期就能根据箭杆的浮水状态,决定其安装长度了。

    商代的铜箭头已颇毒,凸脊、三角形扁翼,当箭头刺入体后,两翼的倒刺会牢牢钩住合拢的伤口难以拔出,血槽就像吸血蝠般抽出敌人的血液。时至战国,新兴的三棱翼样式更使箭即便拔出伤口也更难愈合,并且相应的血槽增至六个。秦代箭头则提高了致人中毒的铅含量,同时与某些秦剑一样,飞越时代的表面氧化铬技术也使某些箭头历久常锋。

    但铜材较难得,秦代已经尝试用铁制作箭头铤部,而随着西汉炼钢业的发达,全铁制的箭头也问世了。早期铁箭头采用铸造,显然是舍不得铜箭头样式的惨毒,不过随即就发觉其锋利尚不及后者,于是只得改用锻制。锻制的缺点是浇铸而成的复杂造型必须舍弃,改为如铁剑的四棱剑那般易于打造,但优点更为显著,锻制将使其比前辈坚韧得多。

    铜箭退出舞台,其开始与结束都在东汉。第一种锻制铁箭树立了宋代以前铁箭的基本特征-扁平四棱形,这是利于锻制的样式。

    从魏晋到隋唐,铁箭的分类很简单,发展路线也就是使箭头更硬更长,足以穿透益精良的铁甲,撕裂敌人的肌和骨骼。

    对铁箭种类的细化又是始于宋代,这真是个颇有意思的时代,军政软弱的同时,军事技术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宋代有值得钦佩的耐对每种武器精雕细琢,而箭的样式也因之精细化,像铁脊箭、锥箭等,造型都已脱离扁平四棱形的单调,变得更为专业。

    南宋拉开了火器时代的帷幕,对金、元的连绵战争迅速使火器走向成熟,成为主宰战场命运的力量。不过在火器的速和命中率还只适合火力覆盖的况下,箭之序列的壮大会持续到明代,并继续创立出更多令人目眩的种类和造型。

    是周代时的‘六艺‘之一,也是古代最强大的攻击手段之一。早时的贵族,如果家中生下男孩,都要向天地四方出六箭,以示男子所要征服的世界,足见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。

    东周时期复合技术的普及大大增加了弓可储存的势能,使人在生理结构容许的拉程内,能将更多力量转化给弓出更快更远之箭。

    古人超常的膂力令人惊诧,精锐手竟能拉开70公斤的强弓,估计有效程应在50 -70米之间,最远程更是数倍之多。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始于商代的扳指的功劳。扳指这项不起眼的发明,却令拉动强弓硬弩得以可行,避免因疼痛降低速,甚至割伤手指。扳指对手的意义如此重大,以至骑起家的清朝王公贵族们,竟最终使其异化成为一种首饰。

    弓是以轻便、快速为特点的,这令其在清中期前始终占据着骑兵远兵器序列的主力地位,而当火器的发展淘汰了强弩时,弓也仍能扬己所长与火器平分秋色了400年。

    弩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得益于复合弓和铜弩机的发明,否则凭其较短的拉程,是无法与弓的杀伤力较长短的。

    强弩的特点是又远又准,有时间从容瞄准,但上弦比较费力耗时。根据这些特点,强弩通常被用于防御和伏击,击的连续则依靠几组手的轮番。不过也有特例,比如唐代骑兵的车轮讨敌战术。

    战国时强弩成了战车的心腹大患,远程打击的强大杀伤力令战车坚固的盾甲也黯然失色。但强并不是当时弩的唯一发展方向,足够轻巧的弩在简化击步骤以提高速方面另有优势,于是出现了带有箭匣和活动臂的迷你连弩,这可视为诸葛弩的前

    西汉对强弩的发展影响深远。不但在秦代增大望山的基础上,又添刻度,使弩拥有了稳定的弹道参照,且随着铜弩廓取代木弩廓,弩对拉力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强了。划船器般上弦的腰引弩最高拉力可达 370公斤,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,有效程超过 500米,可惜由于实用不如臂张和踏张,汉代以后就很少使用了。

    到了三国时期,诸葛亮为了对抗魏国的强大骑兵,便制成了俗称诸葛弩的元戎,元戎之名得自秋时一种主将战车,后代指将军之意。元戎最人之处在于机巧而非实用,虽昙花一现,但拉臂上弦便能快10支毒箭的巧妙设计,却成了被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古代传奇。

    剽悍的草原之风,终于为南北朝召唤出巨大的强弩之王-弩。这种弩战国亦出现过,当时称为‘连弩‘,应是取多张弩联合一体之意,可惜后代一度失传。此时的弩用多头牛力绞轴上弦,威力已大大强于战国人力绞轴的连弩,发以皮或铁叶为羽的巨大标枪,主要用于攻守城时撞毁楼台、攻城器、城墙等,其宋代极者的最远程超过 1.5公里,是古代世界程最远的冷兵器。

    赋予弩以机动的是唐代,用牛牵拉的车弩不但大大提高了部署灵活和生存机会,更锦上添花的将绞绳与车轴钩连,行进就可上弦,大为提高了效率。车弩装置 1张拉力 860公斤的巨弩,有 7个发槽,最远程超过 1公里,中间槽所用的箭有 1米多长。

    弩在宋代得到大发展,偏重步兵的宋庭将其视作对抗北方骑兵民族的利器。弩手多用踏张弩,采用三组轮的迭法,而‘神臂弓‘的发明,使宋军的有效程可至 370米。弩则从两弩至四弩,从小型至巨型,种类繁多,两和三弓弩还能在弦上绑一个装有数十支普通箭的铁兜子,使弩拥有了杀伤人马的功能。

    也许是善于骑的元朝过于武断,竟干净利落的手起刀落,将弩留在了前朝,于是弩从宋代的极盛一跌而至元代的极衰,随着火器的继续发展,也就再没机会翻了。

    第四章 甲与盾

    铜与皮的关系是这样的,在厚度从薄到厚的转变中,硬度优势也从皮向铜过渡,加之铜在重量方面的劣势,其在青铜鼎盛的同时,却难以取代皮甲成为主流就不难理解了。至于胄,即头盔最初为何要用铜,恐怕原因还在于头部的命悠关,以至并不显著的防护提高,也显得值得保留了。这点可从东周时反而多用皮胄看出。

    秋战国之交,皮甲胄的发展达到鼎盛,影响深远的札甲成为非常成熟的甲式。札甲由表面涂漆的皮片编缀而成,甲甲片为大块长方形,袖甲甲片较小,从下到上层层反压,以便臂部活动。

    到了秦代,札甲的长方形甲片已经趋细小,从而更贴和灵活,同时编缀技术也出现了线和阳线的区分。线和阳线并非术语,只是就表面特征而言。阳线在东周札甲的部以下和袖部已经使用,适用于臂、腰之类需要活动的部位,特征是甲片间有一段段较长的纵向绳段。线则是随着札甲背部制作的更为精细出现的,特征是甲片表面只露出几个极短的绳段,甲片间上下左右完全固定,适用于、背之类不需活动的部位。

    至此,甲片叠压、线和阳线的规范就基本形成了,此后中国甲会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。

    进入炼钢业蓬蓬勃勃的西汉,铁甲胄逐渐取代了皮甲胄的往地位,同时铁甲分化为精致的鱼鳞甲和普通札甲。鱼鳞甲是札甲登峰造极的结果,整甲所用甲片可超过2200片,甲片叠压密似鱼鳞,考虑到当时的炼钢水平,毫无疑问只有显赫之人才能穿用。实际上,西汉鱼鳞甲即使与后世铁甲比较,也堪称精品了,因为在都懂炼钢的前提下,铁甲质量高低的决定力量只在于人工。鱼鳞甲历代从未普及过,或粗些或细些的札甲一直是士卒抵御冷兵器的标准甲。

    魏晋南北朝是甲式发展的重要过渡,接踵出现的筒袖铠、两当铠、明光铠,在汉与隋唐仿佛毫不相干的甲式间补充了舒缓的乐章。战乱的激励令铁甲质量有了近乎神奇的提高,传说诸葛亮筒袖铠竟能抵御拉力近 670公斤的强弩击,真不知何人能开动此弩,既无人能开又何必指标定这麽高。传说可以商榷,但其中至少体现了当时对铁甲质量的重视。

    骑战鼎盛的南北朝,箭与骑兵甲在彼此赶超,作为箭之人质的战马也不得不披上了沉重的具装铠,从而导致了中国重骑兵先于欧洲 900年诞生。秋战国之交战车马装备的皮甲胄也许可算最早的马甲胄,但直到东汉末年马甲胄的设计也尚未齐备,只有具装铠才称得上完整的马甲胄。如果说具装铠还有华而不实的内容,也许就是马上高昂的寄生了,它似乎只适宜在出征或凯旋时显示一下人马的昂扬斗志。

    隋唐最著名的甲是明光铠,其甲由 4块底板组成,背各 2块,每块上有一面大圆护,从明光之名推测,圆护应由质量较高的钢铁制成,而底板大概是皮甲。尽管这种设计有图省事的嫌疑,但隋唐明光铠一改之前历代偷工减料的陋习,将护臂和延长的护腿纳入甲式基本要素,对后世却有重要影响。

    进入晚唐明光铠衰落了,整体化的甲被札甲取代,经过五代的战乱,到宋代再次形成了成熟的制式。宋代甲胄通常只分成胄、护臂和甲三部分,甲为山字形,融合了甲和护腿,在肩背腰部绑紧。甲按材料分为铁、皮、纸三等。

    纸甲的发明源自唐末,宋明两代成为军队的标准甲式之一,曾有一次定制 3万的记载。其大概可算世界最早的凯夫拉装甲了,而且从用厚皱褶纸制成推测,应还利用了结构力学以增强防护。从被用于南方的记载来看,纸甲似乎有一定的防潮湿能力。而其中的优良者在轻便之余还兼备"劲矢不能洞"的坚固,也就难怪会有地方官申请拿 100铁甲交换50优质纸甲的记载了。

    历史到十四世纪开始转折,此时的欧洲可重达30公斤的大白盔甲逐渐兴起,而在中国,明代在将铁甲胄重量冲至28.5公斤的历史新高后,正因火器的发展而向轻便过渡。甲胄向坚实迈进的方向早该过时,即便是大马士革钢制成的大白盔甲,也会被拉力40公斤以上弓弩出的钢箭在 100米之外轻易洞穿。中国的甲胄发展由于人民战争而较之欧洲更为实事求是,对冷兵器的超常规防护,往往仅用多几件甲了事,而这种务实精神到了火器时代,将毅然令重甲退出历史舞台。

    明代是轻重甲地位交替的年代,清代则是轻甲发扬光大的年代。三国时由西域传入可防远箭的锁子甲,始于明代沾湿可御远枪的绵甲,都成为此时的主力甲式。头顶高缨尖胄、外嵌满铁钉的宽大绵甲、内穿铁环连缀之网甲的八旗铁骑是清庭武功的象征。

    甲胄的衰落是势所必然,在枪炮威力大幅提升的排挤下,当连轻甲也变成累赘的时候,新式军服看起来就不是那麽软弱了。

    盾的用途是将杀伤力加以消耗或偏导,以及作为助攻武器。由于重量问题,历代盾牌都以藤、木或皮盾为主,由于木、皮盾表面需要涂漆以防潮腐,便连带产生了精美的盾面图案。

    西汉以前盾的样式都接近长方形,分为步用和车用,步盾长大利于防箭和维持阵列,车盾短窄利于车上使用。防护最大的威胁是刺,刺的力量足以在攻击点上聚集起高达数百公斤的压力,是刀剑劈砍无法企及的。因此时至战国,用于近战的双弧形方盾就盛行起来,纵中线凸起的形状,有利于分解刺的力量。

    随着骑兵的兴起,西汉出现了椭圆形盾牌,骑兵可以单手举着抵御攻击。这种样式在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遗弃,又被宋代捡起后,就变成了绑在骑兵左小臂上用来防箭的圆形旁牌。与此同时,步盾经过汉魏的发展,东晋南北朝开始盛行一种很长的六边形盾,这是双弧形方盾的改进版,整个盾面纵向内弯,就像一片叶子。作战时不仅可以手持,还能将底部尖角插在地上,用棍支起。而这种样式在去掉底部尖角后,就成了宋代的步兵旁牌。

    盾牌介绍到宋代,就缺乏了往下的趣味,剩下的发展无非是略微改变形状,已经没有了进步的意味。如果为了有个舒缓些的收笔一定要继续,或许就只有火牌值得一提了。严格来说火牌称不上盾的进步,而只是将火器配备于盾牌的尝试,但换个角度考虑,那跟随火牌徐徐推进的步兵小组,猛然间火器齐发,随即一拥而上制服敌人,场面倒颇有些当代防暴警察的感觉。

    第五章 车与舟

    战车是夏代发明的。构成战车的主要材料是木,因为木上涂有以防潮蛀的漆,所以战车大都呈现棕黑色。尽管历代的制式略有相异,但结构都大体分为车厢、车轮、底盘和马具四部分。

    车厢是一个能容纳 1名御者和 2名战斗员,呈三角形站立的作战平台。由底盘支撑,深度 0.8 - 1米,宽度 1.3 - 1.6米,口开在厢后。除了战国时有些在后半部安装了铜甲片外,通常无装甲。由于车厢树立在高大的车轮之上,便赋予了车兵突出的高度,步兵顶多及腹、骑兵至多齐的对比,使其拥有凌驾于两者的攻防优势。

    车**体分为毂、辐和辋。东周前轮径 1.3 - 1.4米,之后为加强转弯时的横向稳定,缩小至1.24米左右。毂是车轮中心的圆木,包括两侧用以分担压力的毂饰,总长可达数十厘米,由是战车又称‘长毂‘。毂中心有用以穿轴的圆孔,西周时涂油,战国时又加装铁圈,都为降低磨损。辐即辐条,连接毂和辋,能调动近半个车轮的同类对辋所受压力予以支撑,较轻便又坚固,出于强化目的,车轮的辐条数从商代至战国持续增加。辋就是轮圈,分为双层,每层由两个半圈经铜片箍合而成,轨宽在西周时缩窄至成熟。

    底盘包括辕和轴。长杆状的辕嵌在车厢与轴之间,垂直于轴,并在前部与马具连接。轴是固定式的,这也许是图省事,又似乎意在利用孤立双轮的办法增强转弯能,总之轴不连接车轮,而是穿过毂,并用铜销对两者位置关系加以卡定。穿毂部位在西周时涂油,战国时又包裹铁圈,都为降低磨损。轴两端有青铜轴头饰,既起到保护轴头的作用,秋后还演变为驱杀步兵的扁矛,但其无法像地中海战车上的同族般旋转绞杀,只能作为撞角。

    马具包括衡和轭。衡是垂直于辕的长杆,连接着辕和两副轭,悬于中间两匹马的背部。轭负责固定中间两匹马,并传递其拉力。从马具的作用判断,所谓四马战车,似乎只是在两马战车上附加两匹马而已,而这两匹马,仅是简单的用绳索与相邻内侧马头颈相系、并将部的皮绳直接系到轴上,并不能充分发挥力量。

    战车的做工以西周为承前启后,为后代树立了参考榜样。其时造车规范严格,仅车轮就要经过以规测轮圆、以矩、悬绳和水浮测辐槽间距、辐条正直和材质均匀、以黍米比较两毂容量、以秤比较两轮重量等一系列检测,质量之高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说完战车本,再来看战车赖以作战的武力与动力,即人与马。

    提到人,战车可算中国古代最具阶级色彩的兵器了。在从夏到西周的漫长岁月中,高大雄伟的战车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,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驾驶。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阶级专政,但车战所需的精湛技艺,唯有财大气粗的贵族有机会到学校学习,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随后的秋,某些国人借着加入武士阶层,终于得以专心训练并登上了战车,但宗族地位更低的庶民和奴隶,却依然无缘。直到战车临近淘汰的战国,伴随宗族的彻底解体,门槛才获得了短暂的开放。

    关于战车战斗员的配备,流行的说法是 2人分持弓箭和戈矛,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,似乎皆配备弓箭戈矛更为正确。车兵的训练很严格,其中尤以驾驶战车的御艺和远距杀敌的艺倍受推崇。进入西周后,随着战车的精良和车战规模的升级,战术更趋复杂,从而促使要求更甚,产生了五驭五的规范。

    所谓五驭是对御艺的五项检验。即无论车速快慢,车铃要节奏分明;走在河边弯曲小路,车不能落水;通过有国君标志的地方,要从容致敬;在蜿蜒的道路上,要使四马合作默契,车转弯流畅;田猎中能将鸟兽驱赶到车左面,供左侧战斗员猎。这些看似孤立的要求,蕴含着配合、交锋等驾车技巧。而因应战术与御艺的互相促进,此时发号施令的车长也不再由左侧战斗员出任,御者集决策与控制于一,使战车便于应付战场变化。

    所谓五则是对艺的五项检验。包括拉弓满到前手食指前只露出箭头;双臂舒展到与箭平行,稳定到可以放置水杯;弓弯曲好似一口井;后手夹四支箭,依次连续出;出的箭不走抛物线,从下巴底下直穿敌人咽喉。这些要求针对的可不是弓兵,而是站在奔驰颠簸战车上的车兵。尽管不同记载对检验方法的描述有出入,但仅从上面一种描述中,已足见当时箭术之高超。

    虽然五御五已很严格,不过要求并未就此满足。时至战国,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和兵源的扩大,对车兵还有了明确的体质要求。凡荣登战车者,必须年龄40以下、高1.73米以上、且能追逐奔马。

    精锐的甲士得来不易,其生命安全自然受到格外重视。因此无论是起初贵族自费的行为,还是后来演变为国家配发的标准,甲士始终拥有全军最精良的盔甲,尤其是不便躲闪的御者,秦代时更连双臂都包裹个严实。除盔甲外,战斗员还配备一种先秦特有的、便于战车上使用的小方盾。不过牺牲在所难免,为了保证甲士死伤战车不致瘫痪,西周后有了傍车而行的预备甲士,西周时为每车 7人。

    该说马了。秦俑和唐三彩都堪称世界艺术珍品,但其中迥然不同的战马形象却反映了中国战马的发展轨迹。与秦汉后在内外杂交下培育起来的硕壮唐马相比,土生土长的先秦战马委实其貌不扬,矮小粗糙得令人沮丧。可叹中国虽为世界马种发源地之一,本土及周边马种却先天不足,纵有吃苦耐劳的品,却失之速力。试想如若盛产宝马良驹,那麽凭着历代坚持不懈的马政,何愁不能拥有傲视天下的滚滚铁蹄呢?

    先秦战马主要分为中原原产马和西北秦马两支。前者虽然后为极富耐力的蒙古马淘汰,但从秋卫文公时期,仅卫国就有体高1.38米以上的母马3000匹的记载中,依然能略窥其当年风光。后者是历代西北战马的重要血统之一,也是如今中国三大名马之一-河曲马的前,在战国晚期的强秦,其战马体高均在1.33米以上。这些记载中的战马,固然与动辄 1.5米左右、速力兼备的地中海战马根本没得比,但对只产小型马的中国而言,却堪称先秦时代劳动与技术的结晶。

    供战马披挂的甲胄出现于秋,这是中国最早的马甲,材料是表面涂漆的皮片,绘有精美繁冗的花纹。威武的花纹除了能振奋军心,有时也是一种武器,据传晋楚城濮之战中,晋军将虎皮蒙在马背上,竟吓坏了对方战马。可惜古人并不像今人那麽重视迷彩,这种战例也便寥寥可数。

    战车给人的表面印象是速与力的强大结合、是奔驰的堡垒,不过一旦考虑到其虽经历了夏商的独立成军、西周和秋的车步混编、战国的复归往古等变迁,却始终恪守着步兵领队的角色,实际的机动就大大值得怀疑了。

    秋是车战的鼎盛时期,也是车步混编的高峰,西周时每辆战车步兵15人的编制,在秋中期以后,已经发展为60人甚至更多,部署于战车的前锋和左右翼,有如此庞大的直属步兵拖累,即便是更为灵活的骑兵,恐怕也无法指望有游击疆场的自如了。两军在主将战车的肃杀战鼓中缓慢接近,当近至只有数百米的时候,前锋一分,战车全线杀出,步兵紧随其后,轮碾声、蹄踏声、战旗猎猎、战鼓隆隆、马嘶人喧霎时混为烈岚,破空箭雨下的人仰车翻之后,两股宽大的洪流猛烈碰撞在一起,突刺、拦啄、闪避将血与沙尘搅拌-以上描述大约应是当时的战场写照。

    战车主战的局面,时至战国有了变化。也许正为对抗战车,战国强弩机构虽较简陋,凶猛却不逊于历代,据记载韩国强弩可至 600步,估计有效程不下 260米。弩外弓内的箭阵成了对抗车阵的利器,在强弩威力的笼罩下,皮甲的防护顿显寒酸,使战车的价比面临严重威胁,加之许多不便战车行驶的地域也成为了战场,战车的主战地位开始没落了。

    不过战车的衰落并非是急转直下,战车虽已失去主战地位,但作为步兵冲锋的强力铁拳,作为骑兵队的指挥中枢,依然具有实用价值。这个没落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西汉,直至汉匈战争促使骑兵异军突起抛弃战车的跟随,而中原随着内战的终结也婉拒了战车的协助,才黯然退出了纵横驰骋2000年的历史舞台。

    战车衰落的同时,战船却在崛起,巧合的是,也基本发展了2000年,并且创造了远为前者辉煌得多的历史。

    船最初只用来运送部队和物资,专事战斗的船只,则要推延至秋末期,随着南方诸国建立水军,才步入历史。兵非杂不利,先秦战船也有大中小的区别,虽然各国船型名目有所差异,但总体来说大者用于正攻和指挥、中者用于游击、小者用于侦察。战船中以‘大翼‘最巨,长可至24米,船体狭长适合快航,配有战斗员41人,桨手50人。

    汉代是中国船舶发展的关键时期,战船在规模、分工和船舶技术方面都有长足发展。

    当时的水军称为‘楼船士‘,西汉武帝时期,其规模已经发展到与车骑步并列的程度,有发动20余万进攻南越的记载,战船之多自不待言。

    战船分工也较先秦更细致,大至楼船,小至艇,多达 8种,其中的蒙冲和斗舰因著名的赤壁之战而脍炙人口。伴随分工细化而来的是对每种功能的挖掘。以楼船为例,船楼已从其前大翼的 2层增为 3层,进一步提高了攻击力和侦察力。再以斗舰为例,特点是船壳用多重木板加固以利冲撞,且四面竖立着防御矢石的挡板。

    汉代船舶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的骄傲,西汉的橹和钉,东汉的舵和中国式硬帆,都是其成果中的最辉煌者。橹变桨的前后划水为左右拨水,能够连续做有用功,推进效率大大优于桨,是现代螺旋推进器的前。舵弥补了舵桨控制航向的笨拙,十二世纪传入欧洲后,为诞生于惊涛骇浪中的大航海时代创造了条件。钉和中国式硬帆虽称不上世界发明,但钉能使船舶更坚固,从而造得更大,而硬帆的作灵活、航行平稳、对帆布质量的较低要求、以及升降的快捷,则使其成为世界最优秀帆种之一。

    进入西晋,大型战船得到了突出发展。据记载晋灭吴时使用了一种叫做‘连舫‘的多体战船,长宽各达 180米,承载2000余人,上设木城,四门皆可驰马来往。如果这还只能算浮舟而非战船,那麽时至隋代,隋将杨素灭陈时动用的‘五牙‘楼船,就是无可置疑的巨舰了。‘五牙‘楼船高达30米,有船楼 5层,拥有 800人的海量吞吐,四面甲板还备有 6架长达15米的新式武器-拍竿。拍竿相当于利用了杠杆原理的巨型长锤,靠下落能量砸击靠近的敌船,是中国古代战船上最大的武器。

    经过魏晋南北朝乱世的积累,唐代造船技术已经相当精良,船普遍使用铁钉钉合,石灰桐油添塞船缝,结构十分坚固和严密。此外,唐代还发明了轮桨、水密隔舱和水罗盘。轮桨的样子很像水车,安装在船舷两侧,每对为 1车,以轴相连,水手踩动轴上的踏板,轴转带动轮桨划水,是螺旋桨出现前最高效的推进方式。水密隔舱技术,则利用彼此隔绝的船舱,使漏水的舱室不至轻易危及整条船的安全,这项技术至今仍是船舶不可或缺的。

    与船舶技术的成熟相比照,唐代的战船序列却颇为保守,内河战船种类比前代没有任何增加,只是出现了一种叫做海鹘的战船。这是中国第一种外海战船,据传船前倾,两侧安有多对用于增强稳定的浮板,形态酷似俯冲的海鸟。从南宋秦世辅创制的海鹘战舰,长31米,宽 5.5米,有10橹,仅能容水手42人,战士 108人的记载推断,唐代海鹘应该只会更小。外海战船的出现显示了逐渐萌动的海防问题,而事实上,这个问题到了明代,还将格外严峻起来。

    南宋战船中最具个的是各式各样的异形船,其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,使残酷的战争由然而生出些玩味。如张贵所制的无底船,船后部中间无底,加以伪装,敌军不知下跳上,就会落水被歼。如冯湛所制之船,平底可以涉浅,战船盖可以迎敌,海船头尾可以破浪。又如马定远的‘马船‘,女墙轮桨都可以拆卸,既可运输又可作战。

    除了异形船,南宋车船发展更是蓬勃,不仅官军大量装备车船,连起义军也不例外,甚至体形亦不逊于官军。如杨麽起义军在洞庭湖水战中使用的车船,采用楼船船型,长达 110米,可容纳千余人,上设高楼和拍竿,有轮桨22 -24车,轮桨外侧装有裙板。

    至于外海战船,则按照长江南北海域划分为两类。长江以北多淤沙浅滩,缺乏良港,使用平底方头的沙船,长江以南使用吃水较深,利于破浪的尖头尖底船。后者以福建所造的‘福船‘为最好。

    此外,战船的武器序列此时增添了宋军的招牌武器-投石机。只可惜好景不长,明初时随着战船用冲撞取代了拍竿,用火铳和推力火箭淘汰了弓弩,百无聊赖的它便被一并淘汰了。

    外海战船第一次大规模参战是在元代,帝国在东征本的行动中调集了 900艘海船,其中 1/3是中小型战船。遗憾的是天公不做美,一场台风使东征变成了壮观的海难事故。

    明代初期是中国外海战船发展的巅峰,但在气度非凡的郑和远洋船队最后一次巡视了帝国威名所至后,随之而来的却是外海舰队物极必反般的一蹶不振。当然这个一蹶不振并非指战船种类不再发展,而是指中国水军从此将告别巨舰和远洋,回到一个很低的起点,与落后的倭寇水军纠缠不清,干等着欧洲炮舰迎头赶上。

    在倭患频生的明代中后期,外海战船的体形非但始终没有超过南宋海鹘战舰的水平,反而在朝廷的扶持不利下落入了小艇战略的怪圈。如当时的戚继光舰队,就由大福船、海沧船和苍船组成,相对倭船而言的‘大‘福船负责冲击,较小的海沧船负责歼敌,最小的苍船负责追击。这个怪圈既然阻挠了巨舰的发展,也就抑制了舰炮的发展,进而彻底打消了欧洲铁甲帆船那样的坚船利炮在中国出现的可能。

    在这个没落的时代,唯一有些精彩的战船,也许就只剩下联环舟和子母舟了。前者通长12米,两头高高翘起,占全长 1/3的前段装载着zha药,一旦撞上敌船,前段就借着碰撞与后段脱钩,并牢牢钉在敌船上,后段士兵随即点燃导火线,然后安全驶离。后者则通长11米,母舟等同于自杀炮台,后段腹内藏有子舟,当火炮轰开敌船时,母舟也会在猛烈的后坐力下破裂,子舟里的士兵则可全而退。如果说南宋异形战船偏重诡诈,上述两款异形战船就唯有用犀利来评价了。

    介绍到明末,剩下的历史不说也罢,清代严守着明末战船的水平,直到鸦片战争后才猛醒,继而又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绝望,只剩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悲叹。

    中国最终没能成为海洋国家,尽管在从汉到明初的1500年中,其商队的航迹曾经遍布西太平洋、印度洋、直至波斯湾的蔚蓝海洋,长度远远超过繁荣的地中海贸易线,尽管其航海技术远播海内,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明推动力,尽管其曾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优良战船,尽管。。。一切已成云烟,但每每遥想却依然倍感自豪。

    第六章 攻与守

    古代战争分为四类,即战、御、攻、守。战指野战进攻,御指野战防御,攻与守,则专指城池争夺中的攻城与守城。

    最早的城防设施出现在距今5000 -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,但正如村落称不上城市,其设施也只是一两道壕沟,略为反映了当时部落定居时间延长,所带来的更高防御要求罢了。

    到了距今4000 -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,定居下来的父系氏族们便开始修筑城墙了。早期的城墙很简陋,如河南安阳后屯遗址中墙宽仅 2 - 4米的低矮夯土墙,内蒙古包头东郊阿善遗址中残墙较高处仅有 1.7米的石墙等。因为太矮小了,这些城墙甚至连地基也不需要。不过千万不要轻视它们,应付当时与其叫战争,不若称为械斗的争斗,这已经足够了。

    龙山文化中晚期,也就是五帝时代,随着部落的兴盛,真正意义的城池开始出现了。作为其中代表的平凉台古城,形状已经采用了正方形,说明城市布局有了统一的规划,城墙总长 740米,墙高 6米左右,根部厚13米,顶部宽达 8 -10米,可容纳大部队的调动和战斗。此墙的修筑采用了先进的板筑法,即先夯筑陡直内墙,两侧再以护城坡加固,此法可在增加高度的同时,抑制坡度的同步增长,使城墙较为陡直难攻。而随着这类较高大城墙的出现,为避免因土质问题造成塌陷,地基就成了工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。

    公元前21世纪末,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-夏,建立了。但帝国的建立并未促进夏代城防设施的发展,平凉台古城的防御水平终其历史也未被超越。直到商代初期,墙根厚度20米左右,高度达到10米左右的城墙,才在夏代以来面积急剧膨胀的城市四周耸立了起来。此时的城墙不但更为高大,而且做工也更细致。护城坡经过铲削平整后,会铺上防雨水冲刷的碎石。内墙夯层间设有夯窝,使夯层嵌接,城墙更加牢固。

    可惜的是,除了平稳的沿着高大细致发展外,从商到西周,城防技术并无新的内容。这或许是由于当时的防御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进攻手段的发展吧?攻的软弱自然无法激励守的进步。直到秋时期,随着车辆制造技术的进步,攻城技术才终于进入大发展时期。

    秋发明的临车、冲车、愤辒、修橹和抛石机,第一次将守城方笼罩在重型装备威胁之下。临车上悬吊的箭屋,伸入空中可达10米以上,能居高临下击守城方。冲车将一捆大木装在车架上,专门撞击城门。愤辒顶部蒙以生牛皮,可推至护城壕甚至城脚,进行填埋或挖掘作业。修橹与愤辒相似,但职责在于掩护部队接近城下。至于抛石车,更是一种由人力拉放,可将石块抛向目标的先进武器,不过当时威力的不大,石块重不过几公斤,能飞 300米左右,砸人欠准,轰城嫌轻,倒是更适合抛熏烧功能的烟火弹或阻滞功能的蒺藜。抛石车后世曾一度失传,但再次复出竟掀起了一场攻守变革,这将在后面细说。

    重型攻城器的涌现,带来了战术的大大丰富。原先单纯的人海战术,已转变为愤辒特种作业、临车和抛石机火力压制、修橹重甲掩护、冲车攻敌软肋、单兵钩索攀城的联合作战。等到战国时期,云梯、水淹和地道出现,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战术就算基本齐备了。

    面临攻城技术的突飞猛进,一向慵懒的城守技术此时也不敢再怠慢了。由于采用悬板夯筑法,城墙已不再需要护城坡,因此愈加陡直。而女墙、角楼、悬门、瓮城、单层城楼和吊桥等新式工事也一一登场了。女墙可以隐蔽守军行动,遮挡临车攻击。角楼建在城角,用以抵御可能遭受的两面夹攻。悬门吊于城门洞中部,待敌军破门后紧急落下,可将其一分为二各个击破。瓮城是主城城门外的半座小城,墙与主城等高,瓮城城门偏设,使主城守军也能杀到攻门敌军,而一旦敌军破门进入瓮城,更会陷入四面居高临下的夹击。城门之上建单层城楼,是城门争夺趋激烈的表现。桥能被提离地面的吊桥则已被用于一些纯军事功能的城池。除上述之外,在吴越水乡,随同跨河而建的水城的出现,供船舶往来的水门也诞生了。

    秋攻守技术的飞跃,还只是战国鏖战的序曲。除了南宋,在中国攻与守的历史中,再没有比战国更辉煌的时期了。此间产生的完整攻守法则,令秦汉隋唐军事家们的思索无出其右。

    战国城防层次分明,阵地从城外15公里便铺展开来,由外向内划分为荒芜圈、警戒圈和城防圈。

    距城15公里范围内是荒芜圈,实行坚壁清野,能撤进城的全部运走,如果必要,还会将带不走的付之一炬,并向水井投毒。

    离城 5公里处,就进入了警戒圈。延警戒圈边缘,每隔一定间隔,在制高点上设 3人侦察哨一座,形成一道警戒线。侦察哨之后,每隔 1.5公里设一联络哨,保持侦察哨与城池间的联络。白天的联络信号是,发现敌军举一帜,接近警戒线举两帜,进入举三帜,向城市而来举四帜,接近城郊举五帜。晚间则以火代帜。此外,各要道和关卡,还要设置 3人一组的机动小队,负责侦察和反间谍。这道三位一体的警戒圈,会在敌军进至城郊,即将围城时撤回。

    城上远兵器之所及便是城防圈的边缘,在此范围内的城外地物一律铲平,以扫清角和视线。

    在距墙根10米外是护城壕。壕内有水就在水面下10厘米交错埋插长短不一的竹刺。城门外的护城壕上会架设转关桥,这种桥只有一根梁,梁的两端伸出支于壕沿的横木,当敌人行至桥上时,拉动机关使横木缩回,桥面便会翻转,令敌坠入壕内。

    在护城壕后,有时会附加一道木篱或夯土的矮墙,称为‘冯垣‘,后面部署士兵,待敌军进入护城壕范围,配合城上守军,以武器杀伤或柴草熏烧之。再向内,是宽 2.5米的拒马带,主要用于阻碍敌军云梯接近。在守军出入的地段,拒马会浅埋成易于移动的状态,并在城顶加以标志。最后,在距墙 2.5米以内,是 5行高出地面 0.5米的交错尖木桩,兼有阻碍敌人攀城和刺死坠落之敌的功能。

    接下去才是城墙,这是攻入城池的最后屏障。当时城墙的高度已由秋的10 -12米,增至不逊后世的15米以上。

    墙顶宽度足有 7 -10米,守军可在上面自如的机动和战斗。延墙两侧有厚 1米、高 0.6 - 1.4米的女墙,其中外侧女墙较高,开有外宽内窄的击孔。除了城角建有永久的角楼外,战时还要延墙添置大量临时楼台。每隔60米,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1米的观察楼。每隔 180米,建一座突出外侧城墙 3米、用以消灭城下死角和夹击城下敌军的木楼。同样,每隔 180米,还竖有一堵 3米高尖木桩连成的横墙,平时开小门供穿行,敌军登城后封闭作为路障。最后每隔 360米,再建一座突出内侧女墙 4.6米的木楼,以备攻击入城之敌。

    墙根厚达20米,甚至40米,即使城基被挖空,也不至因失去重心坍塌,而只会下沉。每隔约 200米,由内向外挖掘,接近外侧 5 - 6寸时停止,即形成一道暗门,留作突击杀出之用。暗门内侧还备有带风箱的窑灶、柴草和障碍车,以备敌军发现,从中杀入时,加以烟熏和堵塞通道。

    城楼之下,城门洞内外侧都设城门,门洞中部还有辘轳升降的悬门。三道门都设有活动孔。为了防御火攻,除了在城楼中预备水罐水盆及长柄麻袋外,还用间隔16厘米、突出 2 - 3厘米、交错排列的圆头木桩在门外侧钉上厚泥,这种方法直到宋代才被铁皮包裹法淘汰。

    与城外的步步设防相比,城内却是一幅畅通景象。城楼两侧和城角的宽大登城道,连接着延墙铺设的环城路。环城路与各要道相连,构成城内四通八达的网路。不过城内也并非长驱直入之地,必要时,环城路之后会修筑一道称为‘傅堞‘的夯土矮墙,墙前再挖一道深 3.5米,宽 3米的壕沟,内塞柴草。一旦敌军入城,即引燃柴草形成火墙,并据墙与城墙友军夹击之于环城路上。

    当时守城的通常密度是,正规兵每1.84米 1人,征集的百姓每 2.3米 1人。占征集百姓25 %的成年男子担任兵员,占50 %的成年女子负责工程作业和运输战材,剩下的老弱担任后勤杂务。武器配发则按照,每50 -90米设抛石车一座,每20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20捆,每45米设置锅灶、水瓮及沙土,每 4米存放弩、戟、连梃、斧、椎各 1,及一些石块和蒺藜等的原则。人员或武器不足时举旗为号,苍鹰表示需要敢死队支援,双兔表示需要大队人马支援,狗表示需要补充远兵器,羽表示需要补充格斗兵器,赤表示需要火战器材,白表示需要滚石等等。

    除了上面提到的标准装备外,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新式装备。如悬脾、累答和火擂木。悬脾中藏有士兵,顺着城墙吊放,从侧面刺杀爬城敌军。累答就是粗麻绳编成的软幕,涂泥浆的悬挂在墙前充当廉价的盾牌,不涂泥浆的可以点燃后覆盖城下敌军。火擂木是在两轮中间捆扎一束柴草,点燃后顺城坡滚下砸烧敌军。而随着弩用于军事,城头也出现了其后很长一段时期绝迹了的弩,及永远绝迹了的转机。前者在当时需10人纵,有 2副绞盘供上弦, 1副供顺绳拉回出的巨箭,既能发 2.3米长的巨箭,也可一次装填60支普通箭,相对南北朝之后的同类,这样的弩还是略显弱些。后者是固定在木架上的弩,虽然固定依然可朝任何方向击,功能类似地中海叙拉古的弓式弩炮,从由 2人纵判断,似乎也是绞盘上弦,可惜后来彻底失传了。

    针对如此森严的防御,攻方除又发明了带有轮子的壕桥,用以缩短打通护城壕的时间外,更总结出强攻、压制、地道和水淹四类战术,予以对抗。

    强攻是或用冲撞、焚烧等办法破坏城门,或遣单兵蜂拥而上攻占城墙、抑或借夜幕派单兵接近城池,而后对城墙展开强攻。此战术中前两种况最怕守方拼死抵挡,连带刺、连砸带呛、连烧带浇,一通猛打下来,必然损失惨重。后一种况最怕守军点燃火炬伸出墙外,用眩目火光封闭城头况,使攻城者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。

    压制是利用临车或土台对城墙进行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,适于扰守军或掩护强攻。此战术最怕以高制高,如果城墙上增建 8米高的木城,使总高度超过25米,不但临车达不到,就是堆积土台也不可能立竿见影,到时候木城外侧悬挂累答,城上设置弩和抛石车,制高点必稳在手。

    地道是挖掘通向城墙的地洞,并用木桩支撑,然后或发动突袭攻入城内,或烧毁木桩使城墙塌陷。此战术也有所惧,一方面头顶的护城河会增加挖掘难度,另一方面一旦守军观察到城外的异常,就会在城墙内侧的相关地段每10米埋设一口大瓮监听地下,而后派出作业组向城外挖掘,每掘进2米,下降0.7米,直挖至墙外,随后横向掘进至地道侧面,设置风箱和隔板后,突然撞开相隔土层灌入浓烟,并通过隔板的活动小孔压制反抗,则计划必败。

    水淹适用于临近河流的城池,堵塞河道引水淹城,令守城方不攻自溃。此战法要严防守军突袭堤坝,并且注意驻扎地点,否则搞不好自家反会陷入汪洋,晋阳之战中的赵襄子军,就是通过反灌智伯军转败为胜的。

    可见,尽管攻城技术在进步,但在守城技术的对抗下,攻还是远远难于守的。不过这种不平等很可理解,守方是将长期积累的人力化为城墙保存着,攻方是一次出动所有人力,两者战场上的不平等,实际正体现了投入力量的平等。在战国时期,攻防双方的兵力可以悬殊到这样的程度,假如攻方以10万之众围攻,按《墨子》中的论证,守方只需将4000余人,按每 2米 9人的密度部署,即可在最大不过 920米的主攻方向上挫敌锐气。

    丰富的攻守技术虽助秦统一六国,但到了堪称帝国盛世的汉代,其发展却几乎陷入了停滞,直到进入魏晋,才再次启动。

    首先登场的是马面。陡直的城墙虽不利敌军攀爬,但同时也会增加城下死角的范围,尽管战国时就用突出外侧城墙的木楼和竖立尖木桩带加以弥补,不过针对此问题的永久墙台还是出现了。马面突出城墙外侧,与城墙合为一体,上设供士兵休息的战棚,战棚四周有木桩围护。与各种城防新技术一样,马面用于战事较多的边防应该更早些,但被帝国腹地首次采用,则是在曹魏洛阳城的重建中。

    其次登场的是南北朝时的夏统万城。所以将统万城作为技术介绍,是因其除了有又长又多的马面外,还有多种先进之处,以至后世"深可为法"也。统万城墙由‘三合土‘夯筑而成,这种组成为石灰、沙粒和粘土的混凝土,至今仍为建筑良材,苍白色的墙体经过"锥入一寸,即杀作者"这般严酷的工程验收,以至"紧密如石,凿之则火出"。角楼被强化为巨型建筑,结构有些像如今的航空塔,但有多层,外面蒙以生牛皮,当时的皇帝赫连勃勃曾颂赞其"高隅隐,崇墉际云"。马面内建仓库,既利于迅速补充军需,也开创了明代在城墙内侧修筑藏兵洞的先河。

    最后登场的则是唐代的多项新发展。

    工事方面的发展大多是基于战国已有技术的加强,像傅堞演变而来的重城,即城中之城,冯垣演变而来的碉堡式工事-羊马城,以及为对抗弩攻击而在城门、城角、直至整堵墙表面砌砖的砖城等,只有弩台是个例外。弩台为方形,根部边长14米,高15米,顶部边长 7米,四周围有夯土墙。台底开门,守军可通过天井的绳梯爬上台顶。台顶架有毡帐,内藏 5名弩手及各种军需。将弩台在距城墙 150米之外,间隔 150米设置一圈,就形成了城墙与弩台、弩台与邻台互相支援的交叉火力网。

    装备方面也有不少发展。战国时的累答,已经改为荆条编制或用布缝制,火擂木则改为韦草灌油蜡制成,形状如同燕尾,称为‘燕尾炬‘,抛石机也增加了转向功能。此外,还有新出现的铁鸱角、叉竿和钩竿。‘鸱‘是鹞子之意,铁鸱角自然就是铁鹰爪了,专门从城上抛下钩砸敌军。叉竿的效果相当残忍,顺云梯向下推,用横刃切断敌人手足。钩竿可以钩住云梯向外推,使敌军上下不能,眼睁睁被一一干掉。

    如果说秋攻城技术的发展,是基于攻城手段的贫乏,战国攻城技术的发展,是基于攻城谋略的贫乏,那麽到了魏晋隋唐,在城防趋森严的况下,攻城技术自然就要向强化威力的方向发展。时至唐代,弩和抛石车不但从失落的历史中重获新生,其威力亦不可与往并论,唐初李世民围攻洛阳时,动用的弩由 8张弩连成,所用之箭粗如车条,箭镞大如巨斧,抛石车所用的石块,已重达30公斤。

    再次提到抛石车,就需要细说一下了。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石弹的大型人力远兵器,秋时期已开始使用,隋唐以后成为攻守城的重要兵器。但宋代较隋唐更有进一步的发展,不仅用于攻守城,而且用于野战,不仅抛石弹,而且抛燃烧或爆炸弹。

    宋代抛石车按组成杠杆的杆数划分轻重级别,几杆就称为几‘梢‘。重型的五梢和七梢,需要 150到 250人拉绳,抛 4、50公斤的石弹,多用于守城。中型抛石车有的装有四轮,可供野战使用。而最轻型的只需 2人拉放,石弹仅0.25公斤重,甚至可用泥弹代替,虽然简陋,但击中人也会致残,击中要害也能致命。

    到南宋末年,蒙古攻占襄阳中,就首次使用半自动投的襄阳炮了。这种抛石车在杠杆后端挂有一块巨大的铁块或石块,平时用铁钩钩住杠杆,放时只要把铁钩扯开,重物下坠,就能抛出石弹。由于人力需求较少,此炮比旧式前辈威力大得多,程也更远,攻襄阳时,曾抛近90公斤的石弹,将地面砸出 2米多深的弹坑。

    虽然相比欧洲中世纪巨型投石车动辄数百公斤的石弹,抛石车的威力小得多,但弧线很大的弹道却使两者的战术功能很相似。

    一场由抛石车导致的攻守变革终于在北宋末年爆发了。这场变革的发生应该感谢地处帝国之北的金国,正是这个塞外藩邦,凭借草原民族的骠悍气魄,极大的促进了抛石车的应用,使万炮齐鸣于中原大地。

    据记载,金军在灭亡北宋的汴京之战中,一夜之间架设抛石车5000余座,以汴京长达50里的外墙,每里还要分得 100座。金军为了搜集足够的石弹,将汴京附近的石制品洗劫一空。攻城时,先将护城河填平,而后万炮齐发,再辅以大量强弩,一举击溃守城部队的部署,进而出动与城墙等高、可容纳80人的巨型攻城车-对楼展开登城战。量变到质变,大量抛石车的运用促发了全新战术的诞生,其流星雨般猛烈的打击令戒备森严的城防完全无法招架。

    针对这种新战术,提出系统城防思想的是南宋初年一位叫做陈规的杰出文官。此人极富谋略,发明过竹竿火枪,更指挥过大量保卫战,也亲体会到抛石车集群轰击对攻防双方的巨大影响。尤其是金军对德安发动的 9次进攻,每次都动用了抛石车,最后一次竟连续轰击14昼夜,可以想象那是何等的惨烈场面。然而其凭借着过人的谋略,屡屡在各城挫败为数众多的金军,奠定了其作为那个时代城防第一人的历史地位。其所撰写的《守城录》,至今仍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之一。

    陈规的城防思想涉及工事设计与防御战术两方面。

    其理想中的城池应具备如下改进。

    护城壕之后,距城墙 6 - 9米外,是一道高 4米,根厚 3米的羊马墙,墙上设有三个一组的‘品‘字形击孔。羊马墙后有一道壕沟。之后又是一道墙。形成两壕三墙的障碍带。

    城墙宽顶缩窄至 5 - 6米,以降低被石弹击中的机会。用较能承受石弹轰击的平头墙取代有齿垛的女墙,墙上交错开设两排孔口,供击和刺杀之用。在马面上修筑平头墙,以取代经不起石弹攻击的战棚。城角由从前较易被石弹轰塌的直角城角,改为半圆形,并且废除容易成为轰击目标的角楼。

    御敌能较弱的单层城楼被双层城楼取代,下层近战,上层箭。价比较低的瓮城也被废除,改为在城门外15米和城门内 6米各筑一道根厚 5米的10米高墙,墙宽以遮住城门两头 6 - 9米使城外无法侦察城门况为宜。敌军攻门时以外墙与城门之间木寨据守,并从城头攻击其侧,敌军破门入城后,则在内墙与城门间的夹道展开两面夹击,同时从城头攻击其侧。

    而防御战术方面,其除了倡导守中有攻的防御和灵活周密的部署外,更提出了以炮对炮的理论。

    所谓以炮对炮,就是以程 5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指挥点和抛石车阵地,以程 400米的抛石车,打击敌军工程作业部队阵地,最后以程 300米的抛石车打击敌军的前线攻城器阵地。同时,为了防止遭到反击,以及减轻运送石弹的困难,抛石车不设置在城头,而是隐藏在城墙内侧,由城头上的指挥员指挥击。

    遗憾的是,陈规的城防思想由于南宋的黯弱,未能得到充分实施,以至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入侵时,抛石车集群轰击仍旧屡试不爽。如攻打京师的龙德宫城时,元军仅攻打一个城角就设置13梢抛石车 100余座,昼夜连发,几天之内就堆起城墙高度。本朝况且如此,至于后代,就更置若罔闻了。

    经过短暂的元代,就又不得不谈到明清了。这两个朝代实在很不提气,一个是武备弛废,另一个连欧洲送上门的新式武器都不屑一顾,脑子彻底坏掉了。至于为什麽会坏掉,就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了。

    不过相比之下,明代还稍微强一点儿。首先火枪和火炮都是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,虽然自己并没好好利用,但客观上无疑是对攻守技术的极大贡献。另外,还发明了瓮城箭楼、多重瓮城和藏兵洞。箭楼又叫‘万人敌‘,代表之一就是前门楼子,一层层击孔密密麻麻,确实雄伟。多重瓮城是种想把攻方烦死的设计,一个门接一个门,要想攻到底,还真不如跳墙呢!藏兵洞设在城墙内侧,用砖石加固,既提供了预备兵力的就近安置,又能作为掩蔽和休息的场所。

    而清代,由于最有成就的海防要塞不归这里谈,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太平军的爆破战术了。必须承认太平军攻城很有一,专门找了数千矿工挖地道,等到接近城墙时,就把用棉被、布袋、甚至棺材装着的火yao安好,拖出一条2、3公里长的引信,远远引爆。霎时间闷声巨响,城墙坍塌,太平军便趁乱杀进城中。为了掩人耳目,太平军起初把入口选择在城外的空房子里,后来清军学精了,他们又改在隐蔽地形后面挖,而且还擂鼓掩盖地下的挖掘声。以至清军唯有无可奈何的称其为"至为险毒",又评价太平军"掀翻巨城,如揭纸片"。

    后记

    与中国古人相比,欧洲古人似乎更走极端,比如希腊的重装步兵、亚历山大的长矛方阵、罗马的龟甲阵、中古骑士的冲锋等。这也许与欧洲一直没有打破社会成员的严格等级,进入人民战争阶段有关。所以欧洲战争在火yao时代前一直停留在了中国秋之前的水平,作秀成分远多于实事求是,战死沙场也成了一种特权和荣誉,武士道泛滥。

    这种战争虽然充满理想和浪漫,显得格外高尚和美丽,却如同温室里的花朵劲不起自然检验,在异民族的打击下往往顿显其迂腐本质。亚历山大如果能来到中国,一定会发觉他引以为傲的敌和中央突破战术,早在他诞生前就随着《孙膑兵法》为人广知,而他武王伐纣水平的单调又庞大缓慢的长矛方阵,也会在中国车、骑、步兵的机动夹击下被撕裂并屠杀,就如同旨高气昂的中古骑士,却被简陋的蒙古轻骑像傻瓜一样捉弄。也许只有罗马的战术思想可与中国有一比,因为两者都是在残酷的对外作战中积累起来的,是实用主义的。

    正因为欧洲战术思想的严重落后,他们在进入人民战争时代后,才不得不立刻放下架子,去尊奉中国的兵家智慧!

    当亚历山大接管波斯价值 400亿美元黄金的时候,也许仅仅意识到征服者的光耀,而丝毫未考虑如何使这战利品真正属于他的帝国。亚历山大是梦想家,挥舞宝剑追随阿基里斯品质的伟大征服者,但他不是政治家,他的一生在扩张中度过,用他的个人魅力耗尽希腊的进取精神,却完全无暇顾及巩固帝国的基础。亚历山大似野火,一路烧去,湮没入历史长河。

    再看看欧洲的启蒙者-古希腊的所谓文明吧,一面高谈阔论哲学科学,一面又连同族都要逢城必屠。在他们眼中,敌国不过是黄金和土地,敌人不过是尸体和奴隶。斯巴达虽属弹丸之地,可对希洛人的奴役比之元朝犹有过之。

    这就是古希腊的所谓文明,缺了他的思辨精神地球不会停转,文艺复兴只是借壳上市,如同中国两千年来言必孔孟,却各持己见一样。古希腊自己却在保守排外中互相杀戮数百年,最终沦为罗马能说会道的奴隶。

    然而罗马又何尝不是如此?中世纪又何尝不是如此?大航海时代又何尝。。。欧洲征服者们的眼中无一例外盛满了黄金和土地、尸体和奴隶。

    与欧洲征服者们的野心勃勃相比,中国兵家更多了许多冷静,他们在沉思战争的是与非,那种对政治的关注、对人心的追求,对将帅的苛责,对士卒的怀柔,真正使战争具备救世与治世的意义。

    战争不应仅仅为了掠夺,战争应该具有更进步的意义,唯有中国兵家有能力化害为利。中国历史就是分合的历史,每一次统一都使民族越发伟大,秦统一六国孕育了强汉,隋统一南北孕育了盛唐,汉化的忽必烈之元孕育了幅员辽阔的明清,这才是中国兵家的风范!

重要声明:小说《岁月无痕》所有的文章、图片、评论等,与本站立场无关。